文章作者：春澜公第六代孙陈清淦 

一、我的天祖陈春澜公与曾祖父陈秋山公有篇百多年的创业史，由于多种原因，以往对（二位祖先）我的天祖陈春澜公与曾祖父陈秋山公的家史、创业史、陈氏家业发展史的回顾都不太完整，由此对陈氏钱庄、办学校、投资实业、房地产等几条历史主线的叙述存在很大的缺损，为了尽可能还历史的全面与真实，经过大家多年不懈努力挖掘，最近几年从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虞档案馆、以及老人们回忆等多方面发现了不少有趣的历史资料，为补充天祖春澜公与曾祖父秋山公这祖孙俩隔代相传了百年的家史提供了珍贵的原始历史档案资料，为完善充实上述几条历史主线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对还原当年那些真实的岁月有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依据，至少可以从原始资料描述的那样去客观看待天祖春澜公家族的历史概况，对天祖春澜公家族有一个较全面、完整的了解，对天祖春澜公家族有一个正确、系统的认识，我们秉承文史资料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根本宗旨，这也更符合文史资料以“亲历、亲见、亲闻”为特邑的基本要求

二、天祖春澜公生于1837年逝于1920年，享年83岁。

《利人利己》这一信条，天祖春澜公信奉一生的处事大道。

1850年天祖时年14岁，随四叔陈雍亭第一次出远门，去了九省通衢的汉口汇丰钱庄当学徒，见识了大城市的繁华景象，少年有志的天祖敏锐地感受并观察到中国正处在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转型中，形成了一些社会文明进步的萌芽状态，可惜1851年太平天国的“洪杨之乱”至社会动乱、百业萧条，钱庄业也一蹶不振、收缩裁员，天祖被迫无奈回到了上虞老家。但短短一年在汇丰钱庄的学徒生涯，已使天祖朦胧意识到“诚实、信誉”是商人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而“契约、守信”是商人在一切经营活动最根本不可或缺的精神，大概在那时就有了要为社会大众服务、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的想法，“公平、正义、自由”的普世价值观已在天祖年少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1855年天祖时年19岁，怀揣远赴汉口学徒生涯时初步形成的人生抱负，再次离家，只身来到开埠不久但已初见繁荣开放的大上海，那时天祖做人的思想已比较成熟，普世价值观渐已完善，深知为实现人生抱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道理。刚开始做过社会最底层的码头挑夫等苦力活，后凭借发奋努力自学金融常识、洋泾浜英语得以到洋行学徒，并被惇信洋行聘为跑街，天祖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奋斗了二十年，期间经历了成家生子、痛丧父母曲折坎坷的岁月，万般艰辛积累了人生宝贵的原始财富，即第一桶金--这是无罪财富的基础。

1875年天祖时年39岁，天祖用二十年积累的这第一桶金独资创办了《常胜春记货栈》，从此，开始走上勤劳、智慧创造财富的创业之路，天祖必将从《常胜春记货栈》这一小舞台出发，带领陈氏家族走上集金融、房地产、实业、办学、慈善等多领域健康发展的大舞台。

天祖在1888年创办首家钱庄之前，已经足足奋斗了整整三十三年时间，耗费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

这漫长艰辛的三十三年，天祖始终以普世价值观为做人之道，以诚信、契约为经商之道，这是做人之本，也是信念所为。

这漫长艰辛的三十三年，是历经磨难的精神净化，是艰难曲折、饱经风霜的人生奋斗史，在积累财富的崎岖路上艰难前行。

这漫长艰辛的三十三年，因历史的缺失而产生了那些美好的遐想，更使天祖的创业之路多了一份诗情画意的浪漫色彩。但确确实实在这漫长艰辛的三十三年中，创造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丰富的人脉关系。也在少年记忆中的汉口、宁波等地购置了商业、地产等资产。（注1）

总之，这漫长艰辛的三十三年，天祖以十分的努力、非常的智慧，开创了陈氏家族的新纪元，由此奠定了能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坚实基础。

为叙述顺畅，我归纳为前后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天祖1888年创办永丰钱庄开始，至1920年创办春晖中学校结束，这二个创办用了三十多年。（第二阶段）从1920年秋山公正式继承祖父春澜公全部遗产开始，至1954年学校公立、企业公私合营结束，也是用了三十多年。试用时间这条主线，并辅以留存在档案馆、图书馆等处的文字资料，简要介绍陈氏家族那时的概况。

1888年天祖时年51岁，与颜料商王磬泉合伙创办了永丰钱庄，王磬泉占三股天祖七股，据钱庄史料记载，到清末时，尤以永丰钱庄存放业务较大，超出100万两以上，该庄1918年~1925年的盈利每年常在10万两左右。（注2）

据曾祖父秋山公1958年讲述，陈春澜与人合资和独资开设的钱庄如下：永丰、兆丰、寿丰，（注3）并在1916年与颜料商薛宝润合伙开设宝丰钱庄，天祖在开设钱庄时注重与资金充裕的颜料商合作，以利于把金融生意做大做好。

因1920年前钱庄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根本不能有效的了解当时钱庄的经营状况、规模等概况，尤其是永丰、宝丰两钱庄，在推进陈氏的商业、实业、房地产、办校、慈善各领域茁壮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关键作用，又是如何在清末到民国那半个多世纪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的年代，依靠祖孙两代人坚定信念与不懈努力，把钱庄扩大了数倍的，在缺失史料的特殊年代，如何用现有的可以确定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完整回顾祖辈过去的历史，不失为是对那段被割裂了的，但确实存在与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陈氏家史是最好的修复与补充，也是祖传孙两代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业、守业中发展壮大最好的历史见证。

为此，我将在后阶段，即1920年秋山公继承祖父全部遗产业以后，尝试用尚留存的历史档案等原始真实资料再作详细叙述。

1894年是天祖决定立嗣大事重要的一年。那年天祖58岁，因1886年亲生儿子英年早逝，且膝下无子嗣，为后继有人继承，经多年观察考虑，决定从《陈氏大墙门支》他的亲侄子陈桢（号心斋）名下过继了第二个儿子陈炳耀（号秋山）为孙子。由此保证了天祖家族生命和事业得以延续与发展，决定了天祖家族承上启下、薪火相传新的开始。秋山公是我的曾祖父，生于1889年，那年6岁。

为了把孙子培养成为家族事业合格的接班人，更要培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天祖作出了意义深远的决定。

首先，毅然将钱庄等业务托付给田祁原、李济生等职业经理人和生意上的合伙人，以及自己的侄辈们。义无反顾的回到了上虞老家，亲自担当起抚育孙子健康成长的责任。

然后，为实现儿时立志要做对社会有用之人，成年后一直梦寐以求，并渴望有了财富要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为家乡做一些利他可持续发展的好事、实事的想法更是越来越迫切。就这样义无反顾的留在了上虞老家，屈指算来，从1850年第一次远赴汉口学徒，到1894年回家抚育孙子、反哺家乡这四十多年的回归，应该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再出发，这再出发就是余生的二十多年。

1911年天祖时年75岁，这年携二位清朝举人，上虞著名乡贤王佐、朱鸿儒精心筹建的《商办春泽垦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泽公司”）注资20万银元通过验资，呈报抚部院，获政府批准在家乡上虞成立。

开办“春泽公司”的宗旨、目的，可以从三个文件：即“春泽公司章程”“春泽公司任事约言”“附属农事试验场章程”中有所了解，通过这三个文件以及未留下的“大同殖业银行章程”，我们可以大概了解“春泽公司”运行的基本状况。

可以看到“春泽公司”“农事试验场”“大同殖业银行”三者有一套严密有序，并按市场规律、模式制定的运行机制，有合理高效的组织机构，有明确清晰的职能部门与职责范围，并有资金的优势。

这个有现代契约精神、股份制组织形式的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想要提高农民的土地经营意识、现代农业意识这二个意识，并把改良贫瘠的土地放在“春泽公司”经营的首位。

首先，充分发挥农民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利用农民改良贫瘠土地的主导作用，土地的使用价值高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意识也提高了，上虞农村的土地增值了。

其次，充分发挥农民与市场的作用，使农民有机会从单一的土地耕作向农林牧副多元化的市场发展，加快了上虞走向现代农业的步伐，农民的市场化意识提高了，上虞土地上的农产品也增值了。

然后，充分发挥“大同殖业银行”在农村金融资本市场独有的作用，即能为“春泽公司”的股民，广大农民提供以物换贷、抵贷、等多种小微贷款的金融产品，解决生活、生产中的一时之难，也能用金融产品理财钱生钱改善生活，二者皆可兼得，农民的金融意识提高了。

再者，“春泽公司”专门成立了“农事试验场”，投入很多资金，搞农事实验，从农产、林产、畜牧的培育改良，肥料、除草祛虫剂、饲料的安全、合理、高效使用，到关乎农业生产的天气预报，甚至连参加农产品展销会以扩大产品销路这些都在农业生产的统筹考虑之列，有效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民靠天吃饭的观念改变了。

现在看，“春泽公司”在提高农民土地经营意识、现代农业意识，这二方面是动了不少脑筋，下来很大功夫的。在上虞的经济史、农业发展史上均有其独特的地位。它是浙江最早的大型农业现代化综合公司之一，上虞第一家现代化农业股份制公司，“大同殖业银行”也是上虞第一家商业银行。“农事试验场”更是为创新农业研究树立了一面旗帜。

有人说，“春泽公司”是开了现代农业兴农家、富农村的风气之先，是现代农业的有益尝试与大胆实践，这些农事创举是形成绍兴乃至浙江近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样本，透过历史的尘埃，如今看依然是熠熠生辉。

从历史档案中看到，“春泽公司”的投资方是宝丰钱庄，后期“大同殖业银行”的具体功能应该由宝丰钱庄来承担了，有四十年代"春泽公司"与宝丰钱庄的往来账目可参考。（注4）上虞胡士诲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也有其祖父、父亲二代人在“春泽公司”任职经历的描述，特意讲到了是陈家委派其父亲去整顿“春泽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注5）除了“春泽公司”，陈家在上虞的协源、仁宝、同兴三家企业与宝丰钱庄也都有密切的函件往来，隶属关系也都十分明确的。（注6）

1919年天祖时年82岁了，这年12月2日在家隆重邀请上虞的各方贤达人士、至亲好友“备筵相招”，庆贺私立春晖中学校董事会成立，会上，校董们一致决议“是日为创立纪念日”，一致决议奉春澜公为“校主”，会后董事会将《呈请核准设立备案书》分别上报上虞县知事、浙江省教育厅和浙江省长公署，很快获得政府批准。后又一致推荐经亨颐为首任校长。

春晖中学校是由校主、校董会、校长三驾马车组成办学校的组织结构，是三位一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办学校的机制，春澜公希望能以制度保障办校、治学的有效运行，保证学校能长久稳定高质量办下去。

同时，天祖春澜公也深知办校经费对一个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尤为至关重要，古今中外的办校史已被无数次证明，为解远忧，必先除近虑，为此，天祖春澜公生前特立下办校训示嘱其孙秋山公定要照办，即：“春晖中学校一定要不遗余力办好办下去，春晖中学校事务一定不得干预，春晖中学校发展一定要尽心尽力支持。”

1920年2月14日，天祖春澜公溘然与世长逝，享年83岁，转瞬间办校训示就此成了办校遗训，留下了后辈们要谨记遵循的家训：做对这社会有用之人、干对大家都好之事，这是天祖信奉一生的利人利己之处事大道。

春澜公从此留下了春晖、春泽、丰字号钱庄等值得回忆、绚丽多彩的人生印记，也为上虞扩展了生存空间，提升了理想高度，上虞也眷顾成就了天祖及家人，普世价值观在家乡的实践达到了高峰，儿时的志向在家乡得到了实现与升华，感恩上虞家乡的父老乡亲。

三、曾祖父秋山公生于1889年，逝于1974年，享年85岁。

忍辱负重、勇担祖训、持之以恒办校，一位坚定的践行者

1922年初，秋山公时年33岁，经过一年多的建设、筹办，学校已初具规模，经统计建校耗资8万多元，置办教学设施等共计2万多元，合计10多万元，与原《春晖中学校计划书》中经亨颐校长认为“能有12万元就会圆满无缺”的办学经费用的差不多了，还没开学就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怎么办？(注7)

经亨颐校长在1922年1月学校即将开学前的《呈校董会议案》中开宗明义讲了办学经费的事，并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三个解决方案，明确表达了校长的意见，“如一定要保守“春晖”二字，只有第二希望，只有创立继承人继捐5万元，再免息借给本校20万元，仅以得息补常年费，不算本校基金”。否则，应改为”白马湖中学”（注8）

从1922年学校开学那天，由经亨颐校长篆写的《春晖中学校》有“春晖”二字的牌匾高挂校门，迎接老师同学、众位嘉宾时，按经亨颐校长之意一切都应该已迎刃而解了。

我们从不太为人知道的侧面，能更清楚知道当时办校经费来源的一些来龙去脉，从春晖中学最早的校务主任、后担任过校长、也是最后一任主任校董章育文1955年给当时春晖中学领导的信中明确写到有：1.闸北水电6,815,000股，2.统益纱厂250000股，3.中一信托5000股，4.萧绍嵊10184股，共计各类有价证券七百多万股都在春晖中学名下。（注9）这是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公私合营，春晖中学校公立前一直在领股息充常年费“办校经费”的，这些股票在1952年钱庄公私合营时秋山公也并未要求返回其名下，如要,应是完全可索回，作为钱庄股份增加其股息收入的，有例为证：“1952年出函从长城保险公司索回股票16500股。”（注10）

从事实上看，秋山公早已把这些价值不菲的股票划归了春晖中学校，保证春晖中学校能如春澜公所愿，长久稳定高质量办下去。

当年开学前，秋山公为答谢经亨颐校长办校辛苦，特意在学校旁造了一幢楼，就是“山边一楼”送给经校长为住宅，经校长谢绝了，但要求一万元现金作为奖励，用以扩充学校图书馆的藏书，秋山公觉得这个主意真好就毫不犹豫答应，春晖中学校的图书馆确实好，创办之初就有了各类书籍万册，学校当年老师年薪700元，校长年薪1200元，这在当年是相当可观的收入，学校有食堂、洗浴、小卖部、游泳池等尽可能为师生创造舒适、方便、休闲的生活、学习环境。

1928年范寿康校长提议再办高中部，经校董会决议，校主秋山公完全赞成，并一次就拿出15万元继办高中部，这是秋山公的办校初心，是贯彻祖父办校遗训的又一有力举措，那年，春晖中学校进入了全盛时期。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办学的曲折艰难从来就没有消停过，有史料记载可查危及学校停办严峻（深刻）的信任危机就有二次，考验着秋山公办校的决心与毅力。

1930年发生了绑架经校长未遂的事件，但代理校长范寿康及师生三人却遭绑架索赎金，事务主任章育文临危受命与绑匪谈判，经多方斡旋后，由校董会拿出2万元，范校长父亲凑足1万元，共计3万元把人赎回，经此一劫，范校长、章主任均心力憔悴，双双辞职修养。

这时，部分校董建议召开临时董事会商讨对策，但会议结果令人失望，与会校董提出学校“保护乏人，自卫无能”不如趁“提前放暑假”的同时，宣告春晖就此停办，并将上述意见形成决议以“私立春晖中学校董会”的名义，向浙江省教育厅递交“声明”。此事被主任校董王佐知悉，明确反对停办学校，由于年事已高，特委托朱云台全权处理此事。其赴上海校主陈秋山处请示，转达主任校董王佐及各方反对停办学校的意见，秋山公以“全权委托校董会，惟校董会之命是从”作为答复，并竭力主张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办下去，委托朱云台务必定要把这一“办校主张”告知众校董，最后照校主的“办校主张”，并经多数校董决议“继续开办，并请黄树滋先生为校长”的决议。（注11）

我们能从一个更有确定性的历史档案中看到校主秋山公孜孜不倦坚定办校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1935年又有部分校董提出停办春晖中学，欲挪移私分校款、基金等办校款项共计十四、五万元之多，春晖中学成立护校会，各地校友也群起呼应，相继成立了各地校友声援团，声势规模都很大，最后校主秋山公顶着压力坚决不采纳部分校董挪移私分办校基金的主张，并积极支持广大师生、护校团体要把春晖中学办下去的意见主张，在广大师生及社会各界的精心呵护下，在校主苦心维护下，春晖中学凝聚力提高了，社会声望也更高了，那几年学生入学率也是最高的，春晖中学办的生气勃勃。（注12）

历史上古今中外无数事实都已印证，办校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不为名利、甘于奉献是办校必须具备最基本的高尚品德，显而易见，当年秋山公经历了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世界经济大萧条等造成的社会大动荡、经济大混乱。经历了社会不稳定，影响破坏了办学校的大环境。经历了政府腐败无能，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民不聊生，则更严重直接威胁着学校生存的小环境。

同样，春晖中学当年也遭到了来自政府、部分校董以及各方势力对办校名目繁多的各种干扰破坏，对学校造成了严酷的生存危机，秋山公与师生们同心同德、逢凶化吉、与师生们共同度了无数艰难险关。八年抗战中更是内有兵匪骚扰人心惶惶，外有日寇强占校舍无校可归，师生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学习权力，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严峻（深刻）的信任危机、加上严酷的生存危机，这三重危机同时致命袭来，春晖中学校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莘莘学子何去何从，在最黑暗的时刻该如何面对，这是对人性极大的考验，也是对高尚品德极大的检验，秋山公与师生们不惧强权、同仇敌忾，并千方百计、力所能及为师生们排忧解难。

我们知道，办校经费是一个学校的生存之本，春晖中学校也不可能例外，我从有档案可查的历史记载中了解到，从1937年一直到1945年，这八年抗战期间，宝丰、五丰二家钱庄每月始终都有春晖中学、春晖小学的账号，账户中都有资金变动的记录。（注13），

其他钱庄因没有资料可查，也就不得而知了，但这应该已经能够清楚地表明秋山公在面对学校财政、信任、生存三重危机的重压，在遭遇办校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已经顽强的挺过来了。

可以说，秋山公对春晖中学校自始至终是负责任的，非有坚定信念，才能把办校事业坚持不懈的做下去，秋山公没有辜负祖父春澜公要办好完全中学的夙愿，春晖中学校经历了无数磨难，秋山公为办校披荆斩棘，不惧艰难与曲折，是祖父春澜公办校遗训的成功践行者，在新老二代校主的精心呵护下，春晖中学校办成功了。

我们看到今天的春晖办学治教是那么的辉煌与灿烂，我们也不应该忘却过去办校的艰难曲折与艰苦卓绝。

四、近代金融投资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1920年秋山公作为唯一的孙子继承了祖父春澜公的全部遗产，计：上虞乡间土地二千多亩，海地五百多亩，春泽、协源、同兴、仁宝四家公司，上海的永丰、兆丰、宝丰三家钱庄等，还有宁波的成丰钱庄，汉口的厚德钱庄、房产五十多幢，上海、宁波、汉口、营口等地多处货栈、布店、药店、酱园等等。(注14）

相当规模的产业摆在面前，秋山公是有准备的，经过二十余载的韬光养晦，已经明白了对待财富的态度，将决定自己的人生高度，二十余载的卧薪尝胆一番思量，坚定了走向人生新旅程的信念，更要励精图治以报答祖父慧眼识孙、养育教导之恩，把祖父创下的基业做大做强必须要有一番作为，深知非常事要达成功，亦应受非常之辛苦，磨练了二十余载（多年）后，现在应该要扬帆起航了。

德不孤、必有邻。以德治家、兴业是根本。为此，秋山公深信不疑，矢志不渝，在今后投资的实业取名“兴业热水瓶厂”“兴业纸浆厂”“兴业砖瓦厂”等都带有“兴业”二字就是最好的明证。

（壹）投资金融钱庄业

秋山公运用祖父留下钱庄的金融资本作为依托，有田祁原、李济生、沈景樑（秋山公内侄）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为核心的团队去开拓、经营市场，钱庄将要在金融投资的探索与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秋山公的投资理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投资为主、经营为辅，二，控股为主、参股为辅，三，代理人经营为主、直接管理为辅，四，多元投资为主、资产重组为辅，我们以史为鉴，首先介绍投资的钱庄业。

1920年重组了兆丰钱庄。（注15）

1921年参与投资创办了五丰钱庄。（注同上）

1921年参与投资发起成立了中央信托公司（宋子文成立中央信托局）后亦改为中一信托公司，共有发起人48名，每人认募股份25万元，先实收四分之一，计62,500元，其中有永丰、宝丰、兆丰、三家钱庄的经理、襄理、督理共计五人，占发起人总股本的十分之一多。（注16）田祁原、李济生二位曾多次担任董事会主席。（注17）

据1946年中一信托公司填写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经纪人申请书》中，（注18）有关办理拟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担任法人经纪人的田镜波、电话生田水良的历史资料记载，当时中一信托公司董监事名单中，第一常务董事是秋山公的内侄沈景樑，（他）沈景樑也是宝丰钱庄经理，董事有田亦民、李济生三人，而田镜波、田水良均为上虞人田氏后代，显而易见，秋山公的经理人团队在中一信托公司是起关键作用的，由此可见，秋山公的投资在中一信托公司是占主导地位的。

“信托”在当时也是一项创新的金融产品，一些保守的商界、金融界人士都不太看好投资“信托”公司，如发起人王鞠如、就由其子王允中出面，趙文焕改用趙焕章之名，宋汉章、严成德因中国银行总行反对信托事业，不准参加中央信托公司发起人，则分别由其子宋美揚、哥哥同安钱庄经理严友渔出面。(摘自钱庄史料123页）

王鞠如、趙文焕、宋汉章、严成德这四位也占了发起人的十分之一，他们个个可都是金融界响当当的大人物，可他们也都是因为对投资“信托”公司前景的不看好而各持保留态度，我们发现，秋山公与这四位同样占发起人总股本的十分之一，但却能倾其当时所有，集三家钱庄之力发起投资成立中央信托公司这一鲜明坚定地决策，不难发现，在如何看待投资“信托”产品的市场前景，判断盈利能力的眼光这方面是有一些区别的，可见成功的投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胆识与魄力，更需要独特的眼光与智慧的头脑。

中一信托公司最早的办公营业场所在虹口的“久耕里”，那是秋山公1921年以宝丰钱庄名义购买的，（注19） 后迁自北京东路270号大楼，原来中一信托公司的旧址，现在已是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1922年参与投资创办了滋丰钱庄，宁波路240号是滋丰钱庄的自有房产，是滋丰钱庄的办公营业场所，李济生的户籍住址也登记在此地，（注20）我祖父陈西园公也是投资股东之一，（注21）1950年歇业。

1923年参与投资创办了厚丰钱庄，1932年歇业。(注22）

1924年参与投资创办了春元钱庄，后改为春元永钱庄，1952年歇业。(注23）

1925年独资创办了和丰钱庄，（后改为人丰钱庄）也称禾丰钱庄,因日本侵华1942年歇业，（注24）抗战胜利后1946年复业，（注25）1952年申请停业,。（注26）

从1920年到1925年五年间，秋山公先后重组、参与投资创办、独资创办了五、六家钱庄，一家信托公司，基本完成了金融资本在钱庄业、信托业、可能还有金融衍生品的投资布局。

宝丰、五丰、春元永三家钱庄和中一信托公司1952年参加了钱庄业的公私合营，这在上海当时为数不多的钱庄中占了不小的份额。

1920年以后秋山公在经营投资金融钱庄业是卓有成效的，这为产业多元发展，如房地产投资、商业投资、实业投资，为保证春泽等公司能够健康成长，为春晖中学校的教育事业能够弦歌不辍并升级发展，为做好事、善事，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给予了有力的经济支撑，这一切都离不开投资钱庄业，秋山公的钱庄在韬光养晦的意境中走向繁荣。

据历史档案记载，秋山公一贯重视对实体经济的贷款与投资，尤其是国货行业，如老字号国货店，有恒源祥、老凤祥、宝大祥、裘天宝、老介福、老大房等等，这样的客户真的不少，其他各类储蓄户更有数千户，存放款也有数千万，特别是棉纺业，如申新公司、民丰、民生、中新、统益等约十余家棉纺厂，都是长期放贷与投资的客户。因资料繁杂不一一列举，见谅。

因永丰、宝丰二钱庄历史资料较全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代表性，也能比较权威客观地解释反映秋山公在陈氏钱庄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就重点说一下这二个钱庄。

永丰钱庄是天祖春澜公创办的第一家钱庄。据历史档案记载，（注27）1935年永丰钱庄原合伙人王磬泉之长孙王逢年告春澜公之孙陈秋山侵占背信，后经多级法院的民事庭、刑事庭多角度审理，各级法院均宣判定为秋山公无罪。然而，我们恰巧可以从这一案子原股东的诉状中，可以全面客观的了解永丰钱庄，更能从法院依据法律的判决，权威地确立了秋山公在永丰钱庄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借助王逢年刑事上诉继状的自诉，可以清晰地看到秋山公是永丰钱庄的大股东，并最终在1932年以四十万元收购了王磬泉的二股半。（注28）同时了解到余下王逢年的半股，也只是王逢年以每半股值十八万元而不愿相让为由推脱，实际王逢年因经济甚为困难，半股早已资不抵债了，（注29）现在可以知道，在1932年收购王磬泉的二股半后，秋山公已成功重组了永丰钱庄。

另外，在王逢年的状子中，我们也从一个侧面意外了解到，（注30）1933年永丰钱庄分前、后二局共有历年盈余三百六十多万元利润，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那时，20万元就能买下在上海占地五亩，有几十幢石库门房子这样规模房产，（详见宝丰钱庄“宝兴邨”职员宿舍）一个钱庄有如此盈利，秋山公其他钱庄应该也不会太差吧！

我们从有限有记载的大额贷款记录中，也可多角度了解永丰钱庄的经营能力和资本实力。

（1），1922年永丰钱庄、中央信托公司（中一信托公司）与另三家钱庄组团放贷120万两给大中华纱厂。（注31）

（2），1927年永丰钱庄参与多银行放贷给招商轮船公司

一百多万两。（注32）

（3），1932年永丰钱庄单独一次放贷给荣宗敬先生的申新公司一百万规元。（注33）

（4），永金公司是永丰钱庄与金城银行共同设立，专门对南通大生纱厂放贷的机构。永丰放的数字比金城为大，李济生是永丰钱庄的经理，永丰当时（1921—1926年）存款约达千万两。李济生的儿子李升伯即通过永金公司的关系进入大生纱厂。（摘自钱庄史料第174页）李升伯抗战后在由宋子文直接领导的“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担任副总经理。

（5），1933年永丰钱庄与中央信托公司（中一信托公司）一道参与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组团，分别贷款给申新纺织无限公司第一、第八厂各400万、540万，并承担了十分之一即40万、54万的贷款数额。（注34）顺便说一下：我父亲的结婚资料显示，1951年上海商业储备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先生，专程从香港回沪，出席我父亲的婚礼，并做证婚人。（当年结婚证）

1921年钱业公会宁波276号新会所建造中，遭遇银根奇紧，垫款乏人的境地，永丰钱庄毅然垫款银一万五千两，使新会所不误工期顺利建成。（注35）

在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查账记录的摘要中，意外发现有滋丰钱庄十六万六千两的欠款，并注明秋山公是股东，田祁原、李济生各一股。春晖有二五八八四元欠账。（注36）可惜留下的资料太少了，不然可以有更多的历史真相，呈现给我们去了解永丰等钱庄的（历史脉络）来龙去脉。

上述历史资料应该能对永丰钱庄经营规模、盈利状况、股东等重要的真实情况有一个综合的大致轮廓。有一点应该是非常明确清晰的，那就是秋山公的身份，自1935年永丰钱庄原合伙人王磬泉之长孙王逢年在地方法院告春澜公之孙陈秋山侵占背信开始，至1936年最高法院判决驳回王逢年再查永丰钱庄账目的民事诉求止，秋山公的大股东身份法院自始至终没有质疑过，始终是确认无疑的。也从来没人向各级法院提出对秋山公身份的质疑与异议。

至此，秋山公是永丰钱庄的大股东，1932年收购重组永丰钱庄后成为唯一股东，永丰钱庄成为独资钱庄，这一历史真相经多年实事求是的探索，终于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

永丰钱庄的历史真相告诉我们一件事，民间传说应尽可能遵循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道理，我们透过档案等历史资料，对宝丰、和丰等等钱庄也应该有一个新的、重新的认识，即秋山公是这些钱庄的投资方及股东。

据历史档案记载，秋山公任董事长的宝丰钱庄，（注37）是一家有一定规模，并颇有现代金融经营管理模样的钱庄。秋山公开始投资金融业后，宝丰钱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首先，1920年购置了在开封路曲阜路的“长康里”，占地四亩五分四厘七毫，时价规元11877两，作为宝丰钱庄的仓库。

然后，1931年购置了在山海关路264弄的“宝兴邨”，占地四亩九分九厘七毫，时价规元20万两，计有：单间市屋8幢，三间二厢住房5幢，二间二厢住房12幢，单间住房3幢，共28幢石库门住房，作为宝丰钱庄的职员宿舍。

再后，1937年购置了在天津路128号，一幢钢筋混凝土三层建筑，占地五分零三毫，时价法币10700元，作为宝丰钱庄的办公营业大楼，现为宝钢集团宾馆分部。（注38）

宝丰钱庄从1914年成立到1937年二十多年间，经历了五、六年短暂的初创期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有商业、文化、实业、棉纺业、工业领域等等，以及各类普通客户数千，每年存放款数千万，1946年存款额共计法币1,362,000,000(十三億六千二百万元)，历年盈利计法币9,320,000（九百三十二万元），（注39）1947年资产达67億以上。一不小心，钱庄在秋山公的引领下又诞生了盈利大户，同时多了一个为社会服务，为企业发展助力的金融机构（钱庄）。

据宝丰钱庄1952年报表统计，有南洋烟草公司、信谊药厂、统益纱厂、永安纱厂、振华油漆公司、闸北水电公司、丽华公司、中国投资公司等三十余家公司，一千三百多万股各类股票。（注40）

历史上永丰、宝丰二钱庄如此，那秋山公投资的其他钱庄亦可见一斑，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

宝丰钱庄从未停止过对家乡上虞的各类慈善项目、医院、学校、公益团体的资助，宝丰钱庄与家乡上虞背景的客户，如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等客户经济往来密切，与社会名流也多有往来，因资料繁杂不一一列举，见谅。

宝丰钱庄用大量资金投资商业、实业领域，还与永丰钱庄一起用贷款支持商业、实业领域。

据秋山公自述，还（用其他形式）投资了怡和纱厂、宁波和丰纱厂、宁绍轮胎公司、汉口水电公司、汉口第一纱厂、重庆沙市纱厂、永安纱厂、上海中国兴业热水瓶厂、依巴德电器公司等。

据档案记载，秋山公还投资了兴业砖瓦厂、兴业纸浆厂、萧绍嵊汽车公司、上海天一电影厂、无锡维新织漂印染厂、新华酸碱厂等。

1976年中国银行还收到香港正广和公司联系秋山公有关股权转让之事。中国银行给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了秋山公有投资的外股五种，以及若干存款。若不及时收回，香港当局将征税等等。（注41）

（贰）投资房地产业

投资钱庄在金融界做出一点名堂，该向其他有所发展了，房地产一直是秋山公关心的事，春澜公早年在汉口购置了一批地产约五十幢房屋，利润空间很大，资本升值也较快，秋山公在祖父春澜公去世不久，也开始向房地产业涉足了。

1921年，以宝丰钱庄的名义在上海虹口投资购置了“久耕里”一块不小的土地，（英册道契1870号）地契面积15亩多，实际面积十四亩六分四里五毫，多余土地为筑路之用，后因抗战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虹口为日本占领区，秋山公为避嫌不与侵略者合作共事，于1943年以中储券叁佰伍拾万元出售给华倍公司，包括中一信托公司委托“爱尔德有限公司”经租的部分“久耕里”房产，（注42）顺便说明一下，抗战时期秋山公的钱庄为不被日本人利用，不计损失歇业了几家钱庄，如春元永、和丰等钱庄，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人的骨气。

1929年，当年长孙陈钧台按家族规矩在同兴里春记老宅出生了，(1929年12月25日）秋山公也就准备率全家从上虞迁上海定居了。

1930年初春，秋山公带领全家来到购置好的石门一路251弄4号和315弄21号(统称觉庐）定居了，251弄4号秋山公与四个儿子居住，315弄21号由长子陈西园一家居住。（有1946年户籍为证）

至此，从1855年到1930年，史诗般完成了春澜公由上虞到上海，再从上海回到从上虞，最后秋山公自上虞回归上海的历史大腾挪，时间已过去了将近八十年。

1930年以后，秋山公不忘祖训，“立德立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使家业发展，人气兴旺，更好地服务家乡父老，秋山公开始更加努力地去开拓投资事业的疆界。

陆续投资购置了牯嶺路145弄“人安里”左右六排八列，砖木二层假三层石库门里弄房51幢，面积7041㎡。

投资购置了愚园路750弄，康有为晚年居住于此，现为“愚园新村”，由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假四层新式里弄洋房29幢，每幢面积110㎡，总计3910㎡。

投资购置了石门一路293弄（283-311号）“人瑞里”砖木三层旧式里弄房14幢，面积2319㎡，作街面房出租，分别有服装、贸易、药房等租赁。

投资购置了凤阳路60弄、58弄“人和里”，现已拆除，“人和里”与牯岭路“人安里”的规模结构差不多。

（见秋山公自叙）

当时投资的房地产规模已经不小了，有不同档次的房屋约有一百五十多幢，都是生活设施齐全，交通、购物等各方面比较方便的宜居家园。就是当地地痞流氓捣乱闹事比较麻烦，还好有杜月笙此类朋友的关照，倒也相安无事。投资房地产也顺风顺水，这一领域增加了不少收入来源，使之能更好的抵御金融风险，扩大了业务范围。可见秋山公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商业眼光，以及驾驭市场和人才的能力，为产业发展赢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叁）投资商业、实业

这里我重点介绍秋山公投资的上海中国兴业热水瓶厂股份有限公司、依巴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931年秋山公42岁，这一年投资收购并改组了英国人1901年独资开设的老牌电器公司“依巴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主营电报、电话机无线电等通信设备和器材。批发、零售、代理工程。而商品是国外定购进口的，服务对象都是高端客户，主要是政府机构，如全国国有铁路、交通部、国防部、招商局、中央信托局等高大上企业。（注43）

秋山公投资收购“依巴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像春澜公当年培养他一样，培养长子陈西园尽快进入商业领域，进入市场踏上社会，尽可能的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包括社会上层人士，社会精英，那年我祖父陈西园先生20岁（1911年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秋山公苦心培养下，不孚父望，扩大了眼界，祖父西园公的人脉也熟悉了不少，加上自己刻苦学习与经营，经几年的磨练已能独当一面了。

1936年秋山公、西园公父子俩当年分别为47岁、25岁，这一年投资成立了“中国兴业热水瓶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国兴业热水瓶厂）生产双喜牌热水瓶，按秋山公的一贯作风，创办之初请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周和甫保驾护航，此人1934年创办合众冷气工程公司，是国内最早的冷冻设备专业制造厂，有能人助力，祖父西园公任经理，聘任厂长、工程师、技术员多人。（注44）

中国兴业热水瓶厂最早1936年厂址在闸北宝昌路442号，抗战时厂房被毁，1838年迁于威海卫路262号，因扩大生产规模，1939年工厂一分为二。玻璃工场迁于江苏路95弄100号，1939年9月工厂从威海卫路262号迁至石门一路315弄，即在我祖父住宅“觉庐”边租地建厂。

同时，设立发行销售机构，并在南京洪武路239号设立分发行所，设门市部于南京中正路中央商场，在杭州也设办事处于英士街20号。

中国兴业热水瓶厂生产各种规格热水瓶，工人最多时有二百多人，产品销于本地，外地以京沪及长江沿线居多，香港、南洋、新加坡也有销售。据统计，1946年（6--11月）共计生产各类热水瓶62222只，销出67598只。

中国兴业热水瓶厂与生产长城牌热水瓶的立兴厂，生产金钱牌热水瓶的益丰搪瓷厂，金叶牌等五家是上海当时所谓的全能热水瓶厂，与其他众多热水瓶厂需多方合作方能生产完整热水瓶不同，全能热水瓶厂从瓶胆到瓶壳的制作，每一道工序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生产，而不需依靠协作厂家，所以都具备相当规模，技术力量也是颇具实力，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不时有新产品推出。

中国兴业热水瓶厂有工程师、技术员和普通员工，他们都是按社会局的要求签订格式的固定工合同或非固定工合同，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周休一天，一年工作303天。

中国兴业热水瓶厂也是热水瓶行业公会理事单位，陈西园任公会理事。

1947年当时社会动荡，时局混乱，中国兴业热水瓶厂多次招窃，案值数百万元，委托厂付经理（世交的后代）张启峯，托人转呈当时的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寻求帮助，尽早破案，宣铁吾特批转主管新成警察分局，促成破案。（注45）

五、孙子继承祖宗遗愿

受老一辈人办实业的影响，秋山公的长房长孙，我的父亲陈钧台先生，1951年与父辈的朋友张启峯的兄弟张启淼等合伙成立上海中兴磁钢厂。（有工商营业执照）陈钧台当年22岁，该厂主要生产解放初当时国防工业等急需的贵金属材料，磁钢材料等，1955年先于江南电工器材厂，北极电器磁钢工业社，永力冶炼磁钢厂有限公司三家合并，定名：中兴磁钢厂股份有限公司。（注46）1958年后又与一篱笆之隔的同仁合金厂合并，当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曾视察同仁合金厂，1959年迁厂嘉定，是上海合金厂的前身。上海合金厂是生产国防急需的特种合金材料，是当时国家重要的科技企业。（注47）

文化大革命后，陈钧台先生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具体去做的是残疾人士的康复领域，这一领域当时还是国内的空白，陈钧台联络旧友香港实业家吕建康先生以及他的女儿吕舜玲女士，并积极向上海市有关部门建言，最后决定，对外以上海市红十字会的名义，在市红十字会的领导下，由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吕舜玲同志及其亲友代表陈钧台和民政局、市红十字会等三方代表组成，成立“上海市红十字会福利站”。（注48）

经上海市编制委员会《沪编81字第157号》文正式批复，成为建国以来上海首家民办公助的残疾人康复机构。（注49）

秋山公另一位三房大孙子陈铜台，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赴石油战线工作，从条件艰苦的陆地油田到风高浪险的海上油田，一生奉献给了石油事业，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休。

六、民族资本的一位贤士

曾祖父陈秋山公一生勤勉，遵祖训、承家风、立德立人、立业兴家，致力于投资金融业，始于投资兴农，发扬光大至房地产业、商业、实业，反哺而兴教。守正笃实、久久为功。

曾祖父陈秋山公无愧于陈氏始祖宋都护添三公陈远，无愧于他的祖父陈春澜公，他的财富来至于民亦也用之于民。

七，《聚德堂》无愧与我、与人

位于浙江上虞北乡横山同兴里的春记老宅建于1882年，已经历了二个甲子一百三十多年，虽饱经风霜、世事炎凉，然高悬故居中堂的匾额上《聚德堂》那三个苍劲有力斗大的字，见证了天祖春澜公奉行立德为本、立人为要，昭示后代而终其一生。

悠悠万事，唯德唯大高悬故居中堂的匾额上《聚德堂》那三个苍劲有力斗大的字，映衬着曾祖父秋山公（追溯）踏着祖父春澜公的足迹，又走过了从上虞回到上海的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的再创业史，秋山公始终秉持以德待人，对待财富的态度始终低调，低调到人们几乎都不知道秋山公是春澜公唯一的继承人。不知道秋山公为春泽、春晖的付出，这正是秋山公韬光养晦几十年，低调实现了人生对待财富、荣誉的理想高度，这一理念，是值的记住在难忘的一生中，并把聚德堂的精神永远留在上海，传给子孙后代，代代相传。

注释来源：

1，秋山公(1970年1月22日自述)

2，钱庄史料106页（永丰钱庄）

3，钱庄史料754页 （秋山公1958年自述）

4，上海市档案馆Q76--5--28，Q76--5-30

（1943年宝丰与春泽往来账）

5，胡士诲回忆

6，上海市档案馆Q76--5--22

（1943年宝丰与春泽、同兴、协源、仁宝往来函）

7，1919年《浙江教育周报》第235期

8，上虞区档案馆1932年71卷（下）67--74页

9，见章育文信件

10，上海市档案馆Q339--1--5--4（索回长城保险公司股票）

11，《百年春晖》201--206页（请黄树滋为校长）

12，上海市档案馆Q117--5--186（护校告示）

13，上海市档案馆（宝丰、五丰有关春晖中、小学往来账户）

14，秋山公1970年1月22日自述

15，上海市档案馆S174--1--17（兆丰钱庄重组、五丰）

16，钱庄史料122页（中一信托公司发起人名单） 17，上海市档案馆Q329--1--65--40，Q329--1--42--12，

Q329--1--42--160，Q329--1--42--131，

（中一信托公司田祁原、李济生任职书）

18，上海市档案馆Q327--1--170（中一信托公司申请书）

19，上海市档案馆Q76--5--22（虹口“久耕里”）

20，上海市档案馆Q90--1--308（滋丰钱庄房产）

21，钱庄史料321页（滋丰股东名单）

22，钱庄史料199页（厚丰钱庄歇业）

23，钱庄史料200页（春元钱庄）

24，钱庄史料201页（和丰钱庄）

25，钱庄史料385页（和丰钱庄）

26，钱庄史料401页（和丰钱庄）

27，上海市档案馆Q93--1--37

（江苏高等法院受理王逢年上诉指定李鼎会计师为查账人）

28，上海市档案馆Q93--1--37（王逢年上诉继状）

29，上海市档案馆Q93--1--37（调查笔录）

30，上海市档案馆Q93--1--37（永丰钱庄盈利状况）

31，钱庄史料173页（贷款给大中华纱厂）

32，上海市档案馆S174--2--53（招商局贷款）

33，上海市档案馆Q193--1--542（贷款给申新公司）

34，上海市档案馆Q193--1--527（贷款给申新第一、第八厂）

35，上海市档案馆S174--1--1（借款给钱业筹建新会所）

36，上海市档案馆Q190--1--14089（永丰钱庄查账记录）

37，上海市档案馆Q76--5--2（秋山公任宝丰钱庄董事长）

38，上海市档案馆Q？（1950年6月30日宝丰财务表）

39，上海市档案馆Q78--2--14390

（宝丰钱庄1945、46年存款、盈利状况）

40，上海市档案馆Q76--5--29（宝丰1952年财务报表）

41，上海市档案馆B248--2--13--38（中国银行函等）

42，上海市档案馆Q76--5--22（虹口“久耕里”）

43，上海市档案馆Q76--2--15064（依巴德电器公司）

44，上海市档案馆Q78--2--15934（中国兴业热水瓶厂）

45，上海市档案馆Q131--5--2444（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

46，上海市档案馆B174--2--10--7（中兴磁钢厂四厂合并）

47，上海市档案馆S21--4--196--23（中兴与同仁合金厂合并）

48，上海市档案馆B1--9--158--103（红十字福利站三方代表）

49，上海市档案馆B1--8--146--32（上海市编办批复）

其他资料：

50，父母结婚证

51，中兴磁钢厂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53，1970年1月22日秋山公自述

54，章育文信件

55，胡士诲回忆

56，聚德堂等故居老照片

57，1946年觉庐故居户籍资料等

58，觉庐、热水瓶厂、人瑞里的解放前地图

秋山公自述房屋及众钱庄的新、老地图对照

1，久耕里。相邻九龙路、峨嵋路

2，中一信托。北京东路270号

3，宝丰钱庄仓库。曲阜路、开封路

4，永丰，宝丰、和丰、滋丰、春元、兆丰、寿丰、厚丰等

钱庄所在的

5，人安里。牯岭路145弄

6，人和里。风阳路58--60弄

7，宝兴邨。山海关路264弄

8，觉庐。石门一路251弄4号--315弄21号

9，人瑞里。石门一路293弄

10，愚园新村。愚园路750弄

11，和丰钱庄。天津路、鸿仁里7号（宁波路、興仁里）

12，永丰钱庄。天津路、阜成里

13，宝丰钱庄。天津路128号（天津路、長鑫里）

14，滋丰钱庄。宁波路240号（天津路、阜成里）

15，五丰钱庄。宁波路320号

16，春元钱庄。宁波路120弄15号（山西路309号）